最古老的祸害：欧洲反犹主义的复苏
【川透社编译报道】欧洲反犹主义的复苏对其自由与宽容的核心价值构成挑战。历史上被压制的反犹情绪在极右翼和部分移民群体中重新抬头，批评以色列的声音被转化为对犹太人的敌意。这一现象不仅直接危害犹太人群体，还被一些政治势力用作攻击其他少数族裔的工具，加剧社会分裂。
反犹太主义的抬头考验着欧洲的自由价值观
一种早应消失的偏见正在悄然复苏，这种现象令人感到不安。反犹太主义从未完全从欧洲根除，虽曾一度被排除在政治圈外，但如今在欧洲泛滥成灾，以至于96%的犹太人都表示在过去一年中曾经遭遇过这种歧视。超过一半的犹太人表示担心自身安全；同样有一半的犹太人在近年来已经移民或考虑过移民。虽然身体攻击较为罕见，但也足够普遍，以至于四分之三的犹太人偶尔会避免在公共场合佩戴宗教标志。
更令人担忧的点在于以上数据是欧盟7月发布的报告中的内容，而这些数据是在2023年10月哈马斯恐怖袭击及以色列的激烈回应之前就已经收集到位的。自此之后的情况越发糟糕。令人沮丧的反犹太主义事件频发，在11月7日一场涉及特拉维夫队在阿姆斯特丹比赛的足球赛后达到高潮，赛后，一些以色列游客（其中一些人的行为甚至比足球迷的惯常行为更为粗鲁，包括撕扯巴勒斯坦国旗等更恶劣的行为）被暴徒在街上追赶，阿姆斯特丹市长将此形容为“pogrom1”（反犹骚乱）。欧洲犹太协会主席梅纳赫姆·马戈林（Rabbi Menachem Margolin）警告称，欧洲正在“再次走上最黑暗的道路”。
欧洲有三种反犹太主义。第一种是波普尔时代(通常指的是20世纪中期，即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活跃并提出重要思想的时期。——译者注)的人们可能会认识到的偏见，有隐形偏见，也有直接偏见。彼时的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认为，一个开放的社会需要宽容才能繁荣。但他也提出，如果将这种知识分子的宽容扩展到那些有偏见的人身上，就会削弱原本使他们的偏见得以存在的宽容本身。波普尔认为应及早遏制偏见于摇篮之中，避免重蹈他家乡大陆（以及波普尔本人，考虑到他是犹太人的背景）刚刚经历的那种灾难。这一时代的偏见将贪婪的犹太人（尤其是长着鹰钩鼻的）置于各种阴谋论的中心，从囤积黄金到对媒体、银行、政治等领域的掌控。这种偏见源自于历史，后来成为极右派的专属领域：比如法国现称“国民联盟”党（法国的一个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译者注）的创始人让-马里·勒庞（Jean-Marie Le Pen），曾把纳粹的毒气室称为“历史的一个细节”。互联网推动了这种偏见的复苏，网络中的黑暗角落成为了怪人们的精神家园。
第二种反犹太主义可以理解为一种通过移民潮而传入欧洲的不受欢迎的观念。过去六十年左右，许多移民来到欧洲，他们大多来自穆斯林为主的国家。有些人缺乏大多数欧洲人（有争议地说）自认为具备的自由文化风俗，对于大屠杀以及发生在大屠杀之前的事情，他们并没有感到愧疚。对巴勒斯坦的同情使得他们对犹太人的态度变得更加僵化，这种态度有时类似于勒庞先生的激烈言辞。即使这些移民的后代成为了在欧洲出生的公民，偏见依然存在。在法国，这个在欧盟国家中拥有最多犹太人和穆斯林公民的国家，55%的穆斯林认为犹太人在政治中过于强大（这种说法很容易被认为是荒唐可笑的）。欧洲各地对犹太人的偏见看法在一些近期接收大量移民的国家中有所增加，比如德国、荷兰和瑞典。
第三种反犹太主义与一些欧洲人对以色列政府的愤怒有关，这种情绪在中东冲突发生后（几乎总是如此）会激增。抗议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是合法的，大家都认同这一点，但这也成为那些对犹太人持不当看法的人们的借口。要划清什么是恰当的批评，什么是隐蔽的偏见可能很困难：德国最近通过了一项打击反犹太主义的决议，但包括犹太人在内的批评人士认为，该决议阻碍了对以色列任何不当行为的合法讨论。
反犹太主义的背后是谁？
这些仇恨的交汇可能导致反犹情绪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爆发。在法国，目前很多人认为极左翼的“不屈法国”（法国的一个民主社会主义政党——译者注）符合反犹主义的标准，因为该党对巴勒斯坦的全力支持已经演变成了偏见（该党的某位高层人物称哈马斯是“抵抗运动”）。超过一半的法国犹太人表示，如果该党领袖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elenclaon）上台，他们可能会离开。这一比例几乎是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让-马里·勒庞之女，现为党内重要人物）上台时的两倍。与其他极右翼领导人一样，她现在强烈支持犹太人和以色列：站在他们这一边，是一种更加污名化穆斯林少数群体的方式。这种极右派对犹太人的支持可能会导致一些让人费解的情形，例如欧尔班先生（Viktor Orbán）2在支持以色列的同时，又将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一位自由派的犹太慈善家——塑造成一个全能的妖魔化人物（你懂的）。
由于历史原因，反犹主义在欧洲有着特殊的地位。但阿姆斯特丹的一个教训是，反犹主义本身也可能被用来打击其他少数群体。阿姆斯特丹发生暴力事件后的几天内，市长费姆克·哈尔瑟马（Femke Halsema）表达了担忧，认为这场暴力事件和“屠杀”（pogrom）一词的使用，正被极右势力当作武器来对付其他群体。尽管少数穆斯林的行为极其卑劣，但像海尔特·维尔德斯（Geert Wilders）（荷兰反伊斯兰教及右派民粹主义政治人物——译者注）这样的政治人物却利用这一事件，将数百万穆斯林群体污名化；一位摩洛哥裔部长因此辞职，威胁到脆弱的联合政府。与波普尔的结论一样，打击偏见是一种道德责任，但用更多的偏见来解决问题显然不是办法。【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