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平等与正义而战

埃尔顿·约翰

2024年，我们见证了更多在HIV应对方面的科学突破。正如这些科学进步展示了人性中最好的一面，我们却生活在一个人性中最糟糕的一面暴露无遗的时代，一个非人化和痛苦盛行的时代，一个生命有高低贵贱之分的时代。

大约有930万HIV感染者没能接受治疗。LGBTQ+群体（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酷儿以及其他性少数群体）、吸毒者、妇女和女孩等边缘化群体无法获得与普通大众同等的健康信息、药物和支持，原因是他们的特殊处境使得他们“不配”。令人震惊的是，全球新的HIV感染病例中有44%是妇女和女孩。男同性恋者以及其他与男性发生性行为的男性感染HIV的风险是普通人群的23倍。

耻辱和歧视、恐惧和忽视正迫使数百万人远离救命的医疗服务，并阻碍着结束艾滋病这一公共卫生威胁的进程。这让我感到心碎，无论是从个人角度还是作为艾尔顿·约翰艾滋病基金会创始人。1992年，我成立艾滋病基金会时，没有突破性的药物，没有政府支持，但有很多对同性恋的仇恨和太多的艾滋病耻辱。自那时以来，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得益于美国两党支持的总统紧急援助计（PEPFAR）和多边的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等倡议，有效的HIV检测、治疗、预防和暴露后药物，以及推广这些技术和药物应用的基金，帮助数千万人获得了救命的护理。但艾滋羞耻、认为感染艾滋的人不值得帮助的观念，仍令人心痛地存在。

耻辱的代价

我知道耻辱的感觉以及它的威力。我成长在一个同性恋被视为罪恶的时代。尽管我从未隐瞒自己的性取向，但我曾经药物成瘾的原因之一是，我觉得自己不够可爱。如果当时没有只因为我是我而关注我的人，他们不因为我同性恋和成瘾的标签而贬低我，我可能都活不到今天。

因差异和冷漠而被非人化的数百万人中有科学家、艺术家、学者、作家、各种领袖。社会对他们身上某些特质的刻板印象和偏见定义了他们，也最终摧毁了他们以及他们能为社会做出的贡献。想到这儿让人感觉，作为一个世界的人类，我们正在破坏我们的未来。

确实，越来越多的“我们”，出于政治上的便利而被定义，正在成为许多领导者及其一些追随者眼中的“他们（边缘化群体）”。当民主本身常常似乎处于崩溃的边缘时，自由、平等和相互尊重等民主价值观正在被系统性地挑战或抛弃。我们需要消除社会中“我们”和“他们”、“不配”和“值得”等将疾病拖向地下的标签。

但我们也需要世界各国政府投资能够保护人们安全的预防、检测和护理项目，建立不歧视的医疗保健系统，投资并分享新技术和治疗方法，最终结束艾滋病这一公共卫生威胁。最重要的是，领导人必须废除那些助长艾滋病耻辱和歧视的法律，这样我们才能够培养出一种欢呼差异而不是妖魔化差异的文化。

他们的记忆铭刻在我的灵魂中

在我温莎的家中有一个小教堂，是专门为我死于艾滋病的朋友而建的。他们的记忆铭刻在我的灵魂中。从过去四十年中我遇到的所有人那里，我认识到，只要HIV被视为“他人”的疾病，而不是所谓的“体面人”的疾病，艾滋病就不会被战胜。

科学、医学和技术可能是最终结束艾滋病的具体手段，但包容、同理心和同情心也是实现这一目标必不可少的方式。接纳人们的差异，认识到我们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价值，都值得被爱和拯救，在当今世界更具挑战性，归根结底也更丰富、更崇高。我们肯定能够应对这一挑战的，对吧？【全文完】

埃尔顿·约翰是一位著名的英国歌手、词曲作者、钢琴家和作曲家，获得过EGOT奖项（指一个人在同一年内获得艾美奖、格莱美奖、奥斯卡奖和托尼奖这四个主要美国娱乐奖项的荣誉。获得EGOT的艺术家被认为在表演艺术领域达到了极高的成就）。也是一位慈善家、社会活动家、埃尔顿·约翰艾滋病基金会的创始人、LGBTQ+权益的坚定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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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闻周刊》2024年11月29日刊 | 作者：Elton John
原文标题：My Fight for Equality and Just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