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在阻止气候变化方面可以做什么？

一想到从贫穷的牧羊人或从苦苦挣扎的农民那里偷东西，大多数读者会感到诧异反感。几乎也没有人会赞同谋杀这样的人。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作为普通人对全球变暖的责任呢？几乎每项人类活动都涉及一定程度的温室气体排放。全球变暖已经损害了许多人的生计，其中包括许多贫困的牧羊人和农民。在极端情况下，全球变暖带来的干旱、洪水、风暴和热浪的频率和强度不断增加，从而导致人员死亡。随着地球变暖加剧，这场悲剧将会变得更加严重。

一个人会对全球变暖造成多大的负面影响呢？

由于任何一种温室气体所造成的影响是不可知，那怎么能回答这个问题呢？但碳排放总量与极端天气之间是强相关性关系。就算是人们估计碳排放造成的损害是存在较大差异的，也没有人认为这种损害是微不足道的。2011年，田纳西大学哲学家约翰·诺尔特（John Nolt）估计，1960年出生的普通美国人一辈子活动所造成的地球温室效应足以导致1-2人死亡。另一位哲学家约翰·布鲁姆（John Broome）认为，普通西方人一生的碳排放会使地球平均人寿命缩短6个月。无论哪种方式估计，这都是一个严峻的情况。

要求每个人都尽一份力量来缓解这些危害是否过于苛刻？尽管这样会给部分人带来沉重的负担，但也不能免除每个人减少碳排放的责任。无论你相信什么基本道德理论，都不可否认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是每个人的道德义务。以英国退休工程师格雷厄姆·巴斯（Grahame Buss）为例，他认为气候变化意味着世界会走向经济崩溃和战争。他的对策是大幅减少自己的碳足迹。他估计自己每年只吃几公斤肉，而且根本不吃牛肉。

可是，对于关心气候的人来说，应该采取多大的自我牺牲呢？目前没有明确的答案。巴斯三年前就不再坐飞机了（译者注：当时，巴斯住在英国，他的儿子住在巴西。）并且和他的妻子一起拒绝放弃探望子女的机会，就为了减少碳排放。此外，巴斯还决定不再开化石燃油汽车，还花钱将自己的汽车压碎，以免其他人使用。

另外，以个人权利为道德理论，包括多种自由主义，要求不得无故伤害他人。布鲁姆认为，既然所有的排放物都会以某种形式伤害一些人，那么我们就有责任不产生这些排放物，或者对受害者进行赔偿。（他认为减少碳排放或从大气中去除碳的活动是一种合适的补偿形式。）

这种逻辑还可以更进一步。有些人为减少碳排放决定不生孩子——这让气候活动家们争论不休。据报道，2023年初，一名带着两个孩子的30多岁比利时男子，在与聊天机器人长时间讨论如何最好地遏制全球变暖后，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尽管这类恐怖事件并不多见，但却暗示了在西方世界中最极端的碳减排形式。可是，没有一个活人能够完全消除自己所有的碳排放，即使是死后也会产生排放物。

那么，个体对地球的合理排放量应是多少呢？

如果用经验来回答这个问题，那么不可避免地会形成一些武断的假设。首先，我们需要考虑地球能够承受多少温室气体，然而任何水平的温室气体都能造成危害。如今，全球变暖所带来的影响已经相当严重，再排放更多的温室气体是愚蠢之举。到2023年，全球气温较工业化前平均水平上升近 1.5°C，这一阈值一度被认为是可接受的最大限度。另外《巴黎协议》要求将升温幅度控制在“远低于2°C”。

要估算能让全球气温上升到阈值所需的排放量，还需要进一步假设，可这并非易事。大多数气候科学家认为，如果地球的升温幅度要保持在2℃以下的目标，那么到2070年人类向大气中最多只能再排放1万亿吨二氧化碳。将这一万亿除以现在到2070年这段时间的年数以及地球上的人口数量，最终会得到每人每年的碳预算为2吨左右。只有这样地球才不会走向毁灭。

现实是，美国每年每人15吨左右的排放量，瑞典也是每人3.6吨，只有贫穷国家没有超过碳预算。目前全球人平均排放量为4.7吨，也是超过碳预算。而每年一次的长途飞行会耗尽你的“碳预算”，这意味着你将无法支付供暖、饮食、驾驶或飞回家所需的碳排放。

公平分担减排成本又意味着什么？

富人与贫困群体的不对等的社会结构，碳预算对他们都是不公平的。

大众并不清楚日常用品所造成的碳排放量是多少。因此，碳预算概念的部分问题在于，个人无法完全控制自己造成的排放量。例如，在普遍的社会中，按照上述的每人碳排放量，如果不参与一些碳排放活动，那日常生活都难以进行，比如在公共交通不发达的地方，不开车就寸步难行。同时，大多数人也无法按照意愿选择风力发电还是煤炭发电。另外，由于很少有超市将高碳排放和气候友好型产品区分开来，因此个人很难知道什么才是最好的购买选择。即使通过研究可能会做出最好的选择，但指望一个打两份工的单身母亲每次购物都花几个小时来思考对气候最有利的选择，这是不现实的。让她对气候变化负责也是不公平的，因为社会结构使她别无选择，只能造成排放。

此外，多伦多大学的朱丽亚·内夫斯基（Julia Nefsky）认为，只有在全面的监管体系中，谈论预算才有意义。每个人都应该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但需要详细规定这一份力有多大，应该采取什么形式，将会是政府的决定。因为这是一项政治决定，关于分配公正的理念可以参考税法的设计，但不能决定税率的变化。杜克大学（Walter Sinnott-Armstrong）的沃尔特·辛诺特-阿姆斯特朗（Walter Sinnott-Armstrong）认为，那些谴责开SUV的人对气候变化的本质存在误解。尽管温室气体的每一次微量排放量非常小，但数万亿次这样的微量排放可以聚集成巨大的影响。只有全社会的总排放量才会明显损害地球，即整体的作用大于部分之和。同时，辛诺特-阿姆斯特朗并不否认个人在气候问题上负有道德责任，尤其有责任敦促领导人解决这一气候问题。

气候活动人士普遍认为，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重要的是游说政府改变规则。如果社会和经济结构使人们难以做到减排，那么集中精力改变这些结构是有意义的。

巴斯认为，推动政府更严格地碳限制排放是当务之急，而他自己的努力则是出于个人良知。几年前，巴斯成为停止石油（译者注：Just Stop Oil是英国环保组织）的积极分子，参加了封锁道路、阻碍交通的抗议活动。他认为，这有助于重塑政治辩论，让多数人能接受环保主义。他认为，如果没有此类抗议活动，政府就不会将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写入法律。

尽管人们关注行动主义而非禁欲主义¹，我们仍需思考：在防止气候变化方面，个人的义务究竟有多么重大？

巴斯已经将自己的信念付诸行动：2019年，他在伦敦的一次抗议活动中因阻碍公共道路而被捕。但他提到，自己很快就被无罪释放了。其他气候活动家也因破坏性抗议活动受到审判，甚至有部分人被判入狱。相对特别的一点是，巴斯的损失相对较小。因为他已经退休，所以不会危及他的职业生涯，还有一笔丰厚的退休金作为后盾。而阿里·罗（Ali Rowe）的情况就不一样，她曾是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一名心理健康护士，现在是另一个绿色组织“灭绝的反叛”的积极分子。她是2022年摩根大通伦敦总部抗议活动中被捕的8名女性之一，摩根大通是一家为开采大量石油和天然气提供资金的银行。她被指控犯有刑事破坏罪，于6月受审。如果罪名成立，她可能会面临长达4年的监禁。为了准备辩护，她花光了所有积蓄，且负债累累。

在罗女士看来，全球变暖直接威胁着年轻人的健康，有时甚至危及生命，而且不仅仅是对偏远地方。例如，随着英国天气变得越来越潮湿，霉菌将变得越来越普遍。某些类型的霉菌可能对患有呼吸疾病的儿童造成伤害，甚至是致命打击。她认为，随着地球温度升高，受这种情况影响的人数肯定会增加。作为一名誓言保护生命的护士，她认为自己有责任尽其所能预防此类结果的发生。

但发达国家的大多数消费者无此意识，没有准备好放弃飞机航班、肉类或汽油汽车，更不用说冒着失业或失去自由的风险来阻止地球变暖了。因此，一些活动家转而把重点放在说服人们，环保行为并不意味着彻底改变生活方式。

环保小团体

杰斯珀·隆德（Jesper Lund）住在一个以绿色为主的社区里，距离哥本哈根约一小时火车车程。社区的房子都采用了超隔热材料，风车为热泵提供动力、提供热水和供暖，碳排量可以忽略不计。这里有一处天然的污水处理设施，所有房屋的厕所都可将尿液和粪便分开，这样更便于将两者用作肥料。社区的大部分食物都是自己种植的，种植方式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大气的危害。

隆德解释说，这些生活方式都为了居民减少碳足迹。但是，这个社区并不死板或盲从。很多居民在哥本哈根上下班都开汽车，而非电动汽车。有些人还会乘飞机去国外度假。社区食堂（居民不一定要使用）会在周四供应鱼类，周五供应肉类。

在社区成立的最初几年，关于居民究竟应该有多“环保”的问题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有些人认为开耗油量大的车没问题，有些人认为只允许开电动车。最终，最极端的减碳者和排碳者都搬走了，只留下那些希望“不住在地洞里”也能环保的人。

事实上，这个社区的设计初衷是给全世界提供一个可信的、可复制的绿色生活范例。近一半的房子都预留给了愿意支付租金的人，以减轻他们加入社区的经济负担。成年居民每周只需为各种社区活动贡献2小时的劳动。隆德说，来访者往往会惊讶地发现，这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平常。但就是这个理念：“在不对地球造成太大破坏的情况下过上美好生活”是可能的，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环保措施呢？【全文完】

---

来源：《经济学人》2023年12月23日刊 | 作者：作者不详
原文标题：The green man's burden

1. 禁欲主义最初是古代人民无力改变现世困苦生活而诉诸宗教而形成的一种道德理论，主张压抑肉体欲望以获得道德完善；在现代化过程中，通过宗教教义和道德哲学的发展而改造成了一种适应现代社会关系的道德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