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壶济世难为医：美国反堕胎法案下医生举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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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透社编译报道】2022年，美最高法院颠覆堕胎权宪法保障，放权各州。爱达荷州等地，严苛反堕胎法令医生深陷法律与道德纠葛。苛刻的法律迫使医生忽视他们的职业素养将患者的生命置于风险之中。

凯莉·库珀是一位专注于高风险妊娠的妇产科医生。凯莉常常肩负着双重责任：同时照护母亲和胎儿，她的目标是帮助那些怀孕过程复杂的母亲们能够安全地带回家一个健康的宝宝。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如果孕妇的健康状况极度恶化，凯莉不得不建议她们终止妊娠并进行堕胎的艰难决定。然而在2022年夏天之后，由于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被推翻，凯莉无法再提出这些建议。

在爱达荷以及一些其他州，严苛的法律迫使医生违背他们的专业训练，将患者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

那年夏天，包括凯莉所在的爱达荷等13个州已经通过了“触发律”，这些法案旨在一旦罗伊诉韦德案被推翻，便立即禁止堕胎。而在22年6月，这一情况真的发生了，一些州的堕胎禁令极为严苛，医生可能因为提供曾被认为是标准医疗程序的堕胎服务而面临起诉。不久之后，全国各地开始传出女性即使健康状况恶化也被拒绝堕胎的案例。在“触发律”下，德克萨斯州、田纳西州、俄克拉荷马州等州都出现了由于无法堕胎而导致孕妇和胎儿惨死的案例。爱达荷州的禁令尤其的严格，这让凯莉为她的高危孕妇感到非常担忧，高危孕妇患者将不得不继续承受危险且无法存活的妊娠。

在堕胎禁令生效不久后，凯莉医生就遇到一个艰难的情况。凯拉·史密斯，一位怀孕四个月的二胎母亲，因为胎儿患有先兆子痫，可能无法存活。于是这位可怜的母亲来到了库珀所在的博伊西圣卢克医疗中心。史密斯的第一胎情况就比较复杂，曾因先兆子痫而生命垂危，但最终成功生下了早产的女儿。而这一次，尽管史密斯的胎儿存在严重问题，爱达荷州的新法律却禁止了任何理由的堕胎，也并没有为致命的胎儿异常或母亲的健康提供例外。面对这一现实她们都感到无助。在超声波检查室里，史密斯和凯莉医生都流下了眼泪。凯莉医生习惯了向病人传达可能是一生中最糟糕的消息，但不习惯告诉病人她们别无选择。爱达荷州的新禁令规定，任何原因的堕胎都是重罪，没有真正的例外，只允许医生在涉及强奸或乱伦的案件中，或为防止母亲死亡的情况下，在法庭上进行“积极辩护”。

史密斯决定在健康受损前尽快进行堕胎，即使这意味着要前往另一个州。她选择了早期引产而非扩张和吸刮术，因为她想要抱住儿子，向他道别。她在西雅图找到了一家医院，和丈夫驱车近八小时前往。由于不确定保险能报销多少，他们申请了16,000美元的个人贷款。两周后，史密斯再次前往西雅图，这次是为了取回儿子的骨灰。如果史密斯早一周寻求库珀医生的帮助，她本可以在爱达荷进行堕胎手术。但她却不得不冒险前往西雅图。凯莉医生忧心忡忡，担心接下来可能面临的更多紧急案例，那些19周羊水早破、面临出血和感染风险的孕妇，而这样的情况在她的医院并不罕见。

随着季节的更迭，凯莉医生对于接到那些紧急电话的焦虑感日益增加，她害怕那些电话会带来患者死亡的噩耗。因此她开始建议那些有并发症风险的孕妇在孕期离开爱达荷州，以便在紧急情况下能够进行堕胎。凯莉将这种情绪描述为“道德困扰”。多名在堕胎限制下工作的医生说这样的感觉就像是“噤声”、“戴着手铐”和“受到束缚”。

自罗伊诉韦德案被推翻后，研究表明，绝大多数在限制性法律下工作的医生感到了道德困扰，他们感到自己被束缚，无法提供标准医疗护理。这种情绪不仅影响了医生，也影响了患者，许多女性因此承受了额外的痛苦和伤害。而面对这种情况，一些医生选择前往那些没有堕胎禁令的州，从而使得一些本就医生短缺的地区情况更加严峻。凯莉医生在2018年搬到爱达荷州，希望在一个医生资源匮乏的地区提供医疗服务。然而，随着法律的变化，她发现自己陷入了道德和法律的两难境地，担心自己的决策可能会导致患者受到伤害或自己面临法律风险。

起初，库珀医生和其他因爱达荷州堕胎禁令感到焦虑的同行希望有关堕胎的法律能够得到修正。他们认为，如果立法者能够了解医生的立场，就会认识到这项禁令对需要医疗堕胎的女性造成了不小的伤害。然而，事与愿违，尽管医生们努力争取，与立法者的沟通以及媒体的发声并未取得预期效果。

在圣卢克医院的另一位母胎医学专家阿米莉亚·亨茨伯格与凯莉帮忙组建了一个联盟，，促使爱达荷州医学会将其全部游说力量投入到州立法机构中，以支持胎儿致命异常和母亲健康方面的医疗例外情况。她们两位分别以美国妇产科医师学会爱达荷州分会的副会长和会长的身份与州长办公室会面。在他们的努力下，最终促成了一项于 2023 年 3 月通过的法案，该法案为医生提供的喘息空间比之前仅略大一些，但是实际情况却仍然一篇阴霾。凯莉和亨茨伯格认为，他们在 2022 年 12月与州长的两名工作人员会面也是徒劳的。亨茨伯格说：“确实有很多人承认情况非常糟糕而且法律并不完善，然而即使是这样，也没有才需任何的行动来改变现状。”

在这之后凯莉告诉亨茨伯格，她已经接受了一份明尼苏达州的工作，他在爱达荷州的工作已经到了再也无法继续下去的地步；她无法继续拒绝那些她有能力帮助、需要她帮助的患者。“有很多次开车回家的路上我都会哭”。

亨茨伯格在为改变爱达荷州法律而斗争的过程中失去了一位同事，这让她心碎。但她能理解。她和她的丈夫（一位急诊医生）也一直在谈论离开。很快亨茨伯格在俄勒冈州找到了一份新工作。

如此多医生的离职使爱达荷州的医疗系统不堪重负。在库珀和其他人离开之后，圣卢克医院不得不依靠移动医疗医生来填补空缺。而在消耗大量时间之后，才能招到少量的母胎医学专家。

萨拉·汤普森是爱达荷州一家天主教医院的产科医生，每天工作12小时。尽管她的医院之前只基于宗教指令在医疗原因下终止妊娠，但爱达荷州的堕胎禁令改变了她对堕胎的看法。她特别关注那些在22周前羊水早破的孕妇，这种情况被称为先兆胎膜早破，胎儿在子宫外没有存活机会。在最好的情况下，孕妇能维持数周至数月的妊娠，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她们会在羊水破裂后不久自然分娩，生下无法存活的胎儿。

最坏的情况是孕妇在分娩前感染，可能导致败血症，危及生命。

汤普森医生提到了2012年爱尔兰的萨维塔·哈拉帕纳瓦尔案例，这位孕妇因羊水早破而死亡，因为医生拒绝在胎儿心跳停止前终止妊娠。这一事件激发了爱尔兰的堕胎权运动，导致堕胎在该国合法化。汤普森担心，爱达荷州的堕胎禁令可能导致类似的悲剧。

爱达荷州的堕胎禁令与联邦《紧急医疗治疗和积极劳动法案》（EMTALA）存在冲突，后者要求医院为急诊患者提供稳定治疗，包括在某些情况下的堕胎。尽管联邦法官曾发布禁令，允许在医疗紧急情况下进行堕胎，但爱达荷州的上诉导致这一保护被暂停，使得医生在提供紧急堕胎护理时面临更大的法律风险。

在最高法院推翻罗伊诉韦德案之后，博伊西圣卢克医疗中心开始空运有某些并发症的孕妇到其他州接受治疗

在圣卢克医院，由于爱达荷州的堕胎禁令，医生们开始将一些有并发症的孕妇空运到其他州接受治疗，以避免法律风险。这种做法虽然避免了法律制裁，但也给患者带来了额外的压力和不确定性。汤普森医生在这些限制下感到道德上的挑战，她不得不在遵守法律和保护患者健康之间做出艰难选择。

EMTALA法案的范围有限，只覆盖出现在急诊室的病人，并且只有那些有紧急妊娠并发症的病人。它不适用于爱达荷州那些因一系列严重但尚未出现紧急情况而使妊娠更加危险的女性，也不适用于那些可能因非医疗原因想要终止妊娠的女性。例如，一位携带三胞胎的女性，因为第三个胎儿没有头骨而无法存活，她不得不去其他州进行减胎手术，这相当于只为一个胎儿进行堕胎，使得妊娠对她和剩下的孩子更安全。当凯拉·史密斯担心先兆子痫时，这个法案也不适用。她的家人最终离开爱达荷州去了华盛顿州，以便在更安全的州生下另一个孩子。

在爱达荷州，随着堕胎禁令的实施，医疗系统遭遇了重大挑战。医生们面临着法律和伦理的双重压力，许多人因此选择离开，导致医疗资源进一步紧张。留下来的医生们在坚持为患者提供护理的同时，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和道德困境。这场禁令不仅对医生产生了影响，也给患者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许多女性不得不面对艰难的选择，甚至不得不跨越州界寻求必要的医疗服务。这些经历对她们的身体和心理都造成了重大负担。

尽管困难重重，一些医生选择留在爱达荷州，继续为那些无法离开州寻求护理的女性提供服务。他们的坚守不仅是对医疗职业的忠诚，也是对患者不放弃的承诺，成为爱达荷州医疗系统中的一束光，为那些在黑暗中挣扎的患者带来了希望。这场斗争远未结束。随着法律的不断变化和公众舆论的分裂，爱达荷州的医疗工作者、立法者和公民必须共同面对这些挑战，寻找一个既能尊重生命又能保护女性健康的解决方案。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们的故事将继续，而这场关于选择、道德和人权的辩论，也将在爱达荷州乃至整个国家持续展开。【全文完】

来源：《大西洋月刊》2024年10月刊 | 作者：Sarah Zhang
原文标题：What Abortion Bans Do to Doct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