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衡之难：糖税与减肥药物难以根治儿童肥胖问题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市的一家停车场，苏西·希门尼斯（Suzie Jimenez）泪流满面，焦急地等待着正在急诊室接受治疗的14岁的儿子。她的儿子因为腹痛被送往医院，当医生告诉他，由于体型较大，需要进行CT扫描而非常规的超声检查时，他感到非常羞愧，不敢向医生透露自己体重已达到360磅（约163公斤）。尽管已经获得使用减肥药的许可，但由于减肥药威哥维（Wegovy）¹短缺，他至今仍未开始服用。希门尼斯女士是五口之家的唯一经济支柱，她坦言，他们有时会选择快餐作为一种“安慰食物”。

日益加剧的肥胖危机

如今，肥胖已成为全球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之一。自1990年以来，全球成人肥胖率已翻倍，儿童肥胖率增长了4倍。目前，全球超过10亿人患有肥胖症，其中7%的女孩和9%的男孩被归为肥胖群体（见下图：按性别划分的全球5至19岁儿童营养不良患病率（1990-2022））。肥胖已不再是富裕国家独有的困扰，它已经演变为全球性问题。太平洋岛屿和加勒比地区的儿童肥胖率位居全球最高，而柬埔寨、莱索托等发展中国家的肥胖率增长最为迅猛。

健康与经济的双重挑战

肥胖显著增加了患糖尿病、心脏病、中风和某些癌症的风险。2019年，全球约有500万人因肥胖相关疾病死亡，死亡人数是因营养不良死亡人数的20倍。此外，过去30年，15至19岁青少年中2型糖尿病的发病率增长了57%。

除了健康风险，肥胖还为个体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肥胖者的病假率和缺勤率较高，同时更容易面临较低收入或失业的风险。肥胖儿童也常常成为校园霸凌的对象。与此同时，肥胖对国家经济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去年，英国财政研究所（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估算，超重和肥胖成年人每年因医疗支出、社会保障和工作效率低下等原因，给社会带来的经济负担达到320亿英镑（约410亿美元），占英国GDP的1%。这一数据未包括个人所承担的直接成本，也未计算因肥胖导致死亡所带来的“可悲节省”。”

如何有效应对肥胖问题，特别是通过早期干预预防儿童肥胖，已成为各国政府面临的重大挑战。然而，目前尚无公认的最佳干预方法。迄今为止，没有国家成功降低肥胖率，最理想的情况也仅是延缓其增长趋势。由于肥胖成因复杂，单一的公共卫生措施或药物疗法难以奏效，专家们正在探索协同作用且快速见效的干预策略。

肥胖的多重成因

肥胖率的上升涉及生物学、经济和社会等多重因素。其中，高热量食物的普及和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是导致肥胖的重要因素。虽然肥胖问题不能简单归因于某种营养成分或某一类食物，但富含精制小麦、糖和植物油的食品已成为关注的焦点。高度加工食品，由于价格相对低廉、制作方便且容易获取，成为了一种普遍的食品选择。事实上，即使在富裕国家，也有一些地区缺乏新鲜、健康的食物。据德克萨斯州农业部（Th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of Texas）估计，该州每五人中就有一人生活在缺乏健康食品的贫困地区，而这些地区的儿童比富裕地区的儿童更容易肥胖。而肯塔基州儿童肥胖率位居美国第二，仅次于西弗吉尼亚州，该州的人均快餐店数量也居前列。

人体进化特性是导致肥胖问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减肥并非仅靠减少卡路里摄入就能轻松实现。为了应对饥荒威胁，人体在进化中逐渐形成了储存脂肪的生理机制。这种机制使得体重一旦增加便难以减轻。在减重过程中，身体会通过降低能量消耗和增强饥饿信号来抵抗脂肪的流失，并持续多年试图恢复失去的体重。这一进化特性正是大多数长期减肥计划难以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

肥胖干预的困境

肥胖率监测的复杂性主要源于BMI（体重指数）³测量的局限性。尽管BMI是成人肥胖评估的常用指标，但由于它无法区分脂肪和肌肉，因此对于肌肉发达个体的适用性较差。对于儿童而言，BMI的适用性同样受到限制，因为儿童的身体正处于生长发育阶段。基于2007年参考模型，世界卫生组织（WHO）表示当儿童的BMI超过同龄人中位数的两倍标准差时，可判定为肥胖，但这种标准仍然不完美。

尽管全球多个国家采取了不同的干预措施应对肥胖问题，但至今可供借鉴的模式少之又少。例如，在2012至2015年间，阿姆斯特丹通过开展营养教育、限制垃圾食品销售和推广体育活动，使儿童肥胖率从21%降至18.5%。然而，这一成果未能持续，肥胖率在2017年回升至18.7%。智利则在高热量、高糖分、高饱和脂肪和盐分食品上贴警示标签此举先后被八个国家效仿。此外，该国还禁止向14岁以下儿童销售这些食品，同时开设体育锻炼和营养课程。然而，今年在《泛美公共卫生杂志》（Pan-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上发布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实施相关立法后的三年内，儿童肥胖率并未发生显著变化。（智利政府项目顾问卡米拉·科瓦兰教授认为，结论尚不明确）。英国的糖税政策在减少儿童含糖饮料的糖分摄入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对不同年龄段的肥胖率影响仍然有限。

雀巢（Nestlé）全球公共事务负责人克里斯·霍格（Chris Hogg）表示，选择性征税（如糖税）未必能带来预期的公共卫生效果。他认为，为了实现最佳的健康成果，政策制定者应为行业提供更多的政策指导，帮助其朝着有利于公众健康的方向发展，而非单纯依赖税收手段。

糖税与减肥药物的局限性及应对之策

专家和政策制定者普遍认为，现有措施远远难以应对日益严重的肥胖问题。公共卫生专家们正在制定糖税政策指南。在全球70多个实施糖税的国家中，南非等贫困国家的消费者对价格变动更加敏感，受影响最为明显。为避免消费者转向其他不健康食品，部分专家建议扩大税收范围。去年，乳品巨头达能（Danone）呼吁对高脂、高盐、高糖食品征收更广泛的税收，认为只有通过更严格的监管，才能迫使企业生产更健康的产品。

然而，糖税及类似政策面临不少批评。反对者认为这些措施对低收入群体不利，因为贫困家庭将较大比例的收入用于食品支出，又是高度加工食品的主要消费群体，因此更易受到额外税收的影响。为此，北卡罗来纳大学（Barry Popkin of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的巴里·波普金（Barry Popkin）正在与拉美和非洲国家合作，推动为水果和蔬菜提供补贴以减轻贫困群体的负担。同时，他还提议在垃圾食品包装上加入类似香烟包装的警示标签，并配上图像，以提高消费者的健康意识。

减肥药物也成为了另一种备受关注的应对手段。预计到2030年，GLP-1类药物（如Wegovy）的市场将达到每年1000亿美元。然而由于价格昂贵，此类药物无法成为全球肥胖问题的主要解决方案。美国经济学家乔纳森·格鲁伯(Jonathan Gruber)估算，如果为美国40%的肥胖人口提供这些药物，每年将花费约1万亿美元，占美国GDP的4%。尽管药物价格有望下降，但许多人仍不愿使用这些药物。因为这些药物可能引发恶心、胰腺炎和肠梗阻等副作用。研究表明，仅有32%患者在服用该类药物一年后坚持服用。然而，要维持健康体重，必须坚持服用药物同时改变饮食和生活方式，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日本应对肥胖的创新策略

除了税收和药物治疗外，还有哪些有效的措施可以应对肥胖问题？日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范例。日本肥胖研究学会（Japan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Obesity）的横手浩太郎（Yokote Koutaro）指出：“整体而言，日本人非常注重健康。”尽管日本的饮食逐渐西化，但传统饮食仍占主导地位，且以新鲜食材为主，通常较为健康。同时，日本的餐食份量普遍较小。例如，在日本麦当劳（McDonald）点大杯饮料时，其实际饮用量通常比美国的小杯还要少。

此外，社会规范和政府引导在日本的肥胖防治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日本并未对高脂食品实施严格的标签或广告规定，但其城市布局适合步行，便利店常提供沙拉等营养丰富的食品选择。政府早已要求学校提供均衡的午餐，并实施了一些被批评为“过度干预”的措施，例如要求企业测量员工的腰围。

解决儿童肥胖问题不能依赖单一方案，税收、法规、肥胖药物以及消费者的积极参与都将发挥重要作用。政府需要对各种干预措施进行长期评估，营造有利于健康选择的环境。然而，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全文完】

来源：《经济学人》2024年8月10日刊 | 作者：不详
原文标题：Tipping the balance: Sugar taxes and obesity drugs will not be enough to fight obesity in kids

1. Wegovy：维戈维，一种用于治疗肥胖症的处方药，其主要成分为司美格鲁肽（Semaglutide），通过模仿人体内自然产生的肠促胰岛素（GLP-1），帮助调节食欲并减少食物摄入。 ↩︎
2. 该图展示了1990年至2022年全球5至19岁儿童（按性别区分）营养不良患病率变化趋势。其中，体重过低人数占比（BMI低于中位数两个标准差）均呈下降趋势，而肥胖比例（BMI高于中位数两个标准差）则显著上升。数据来源为非传染性疾病风险因素协作组织 (NCD-RisC)，发布日期为2024年2月。 ↩︎
3. BMI（Body Mass Index）：体重指数，是一种衡量人体肥胖程度的常用指标，计算公式为：BMI = 体重（kg） / 身高²（m²）。根据BMI数值，可以将个体的体重状况分为以下几类：低于18.5为体重过轻，18.5到24.9为正常体重，25到29.9为超重，30及以上为肥胖。BMI是一种简单易用的健康筛查工具，但它并不考虑体脂肪的分布和肌肉量，因此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